上海市民对“最贵的铁皮”争论16年，日前又有律师站出来叫板政府。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想让政府作决策或者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上海拍卖车牌是否合法再起争议

　　上海实行私车牌照限额拍卖政策在质疑声中已延续了16年，其中所引发的案例、法律问题也从未停止。

　　电脑系统曾受攻击

　　近年，因拍卖均价为3万～5万元，上海车牌被称为“中国最贵的铁皮”。所以，想打这块铁皮主意的人也不少。2009年7月就发生过一起通过电脑病毒攻击拍卖的报价系统案件。

　　2009年7月18日，是举行上海7月份车牌拍卖的日子。上午11时许，上海车牌拍卖过程中，拍卖系统突然跳出拍卖方通知，称“因网络原因，本月私车额度投标拍卖会取消。何时进行另行公告”，拍卖意外中止。上海拍卖车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此现象，当时人们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因为拍卖价格很低(不超过万元)，所以有关方面才宣布无效。

　　当时，上海车牌拍卖主办方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此次技术故障是因投标系统的网络在10时50分许出现无法进入、无法投标而被迫取消，竞买人的全部出价不产生效力，参与此次拍卖者的100元投标费用将得到退还。不过，事发后，公安部门经过勘查并会同有关单位专家组分析，“确认车牌拍卖期间有明确针对拍卖系统的拒绝服务攻击行为”。

　　随后，该月车牌拍牌延后至7月26日进行，并称“已办理投标拍卖登记手续的全部竞买人的竞买资格继续有效”。对此，有不少参与此前拍卖的人大为不满，并且找来律师咨询，甚至威胁起诉相关部门。他们的主要理由是，7月18日当天参与车牌拍卖的竞买人仅8000余人，这是上海月度车牌竞买人人数较少的一次，意味着拍卖价格可能相对较低。所以，此次上海车牌拍卖中途取消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应给竞买人一定程度的公平补偿机会。所以，当时参与拍卖的不少人期望，在26日车牌重新拍卖时，拍卖主办方应考虑仅为原来的8000余竞买人进行“还原式”车牌拍卖，而不能任意增加竞买人影响最终车牌拍卖价格以确保公平。

　　不过，最后诉讼也不了了之，在短时间内，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再次参与拍卖。攻击系统的案件最终也被侦破。法院判决书如此写道：“7月18日，周雄峰和王永峰控制5000多台计算机发起攻击，超大流量造成私车额度拍卖系统阻塞而瘫痪，拍卖活动被迫取消。”

　　据了解，周雄峰将事先从网上下载的病毒软件通过MSN发给王永峰后，王将病毒软件制作成BT下载种子，暗藏于一些色情视频的下载种子中，在互联网上进行散播。用户只要下载这些视频，病毒就会发作，导致电脑被“劫持”，接受周雄峰的指令。

　　2009年7月初，周雄峰为能以较低价格获得上海市私车牌照，决定在拍牌当天向负责拍牌的服务器发起大流量的拒绝服务攻击。

　　周雄峰被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极端的个案毕竟很少发生，而针对此政策的质疑，律师总是走在前列。

　　律师状告市政府

　　最近，有两个律师提起的诉讼挺有趣。

　　2010年12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C302法庭开庭审理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诉上海市政府一案。这一次，斯伟江追问的是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的法律依据。此前，斯伟江的同事俞智渊追问拍卖款收支信息的诉讼也已开庭。不过，这种案子的前景并不会有多么诱人，但是媒体很关注。

　　在庭审之前，斯伟江已申请信息公开，要求上海方面的依法公开拍牌的法律依据。上海方面的回复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而正是这两部法律，成为庭审的辩论主题。

　　在法庭上，斯伟江认为这两部法律里，并没有上海车牌拍卖法律依据的信息；相反，这两部法律恰恰提供了上海市车牌拍卖违法的依据。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提到机动车登记有额度限制和须进行竞价拍卖。

　　斯伟江说，这部法律规定的车牌登记制度和上海市目前正在进行的车牌拍卖制度完全是两回事。根据《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标的本身应该是拍卖人所有的财产，而车牌这块“铁皮”并不是属于上海市政府的财产，而是一种行政许可；如果真要把它当作上海市政府的国有资产，也应该由专业评估部门对其进行估价后，方能进行拍卖。

　　对此，出庭应诉的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代表称他们对原告的申请做出的答复在程序上是正确的，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得当的，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此前的11月23日，同样在上海二中院C302法庭，他们已经有过一次交锋，焦点所及是关于上海私牌拍卖款的收支信息。虽然原告是俞智渊，但是他们都是大邦律所的律师，斯伟江是主任，俞智渊是一个更年轻的律师，不过倒是志趣相投，都有一份公益的心。

　　155.5亿元去向

　　2009年5月22日，俞智渊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上海市2004年5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车牌(私车额度)拍卖所得拍卖费用的收支数据、使用情况”。同时，还向上海市财政局、发改委及交通局提交了同样的申请。

　　这一行动其实也是蛮有效的，因为在2009年7月4日，在信息公开申请回复截止日的前一天，一份“本市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收支情况(1994～2008年)”的信息出现在市政府网站上——这当然算是律师的功劳。

　　从数据上看，15年间，上海私牌拍卖收入155.5亿元，支出138.6亿元。这是上海首次公开相关信息。该表仅九列五行，俞智渊曾表示，“从时间和内容上都比较粗糙”。如在“1994～2000年”，收入6.9亿元，支出2.2亿元，仅注明“用于道路交通装备设施”。这种粗线条的勾勒与律师们的意图当然不符，这些注明确实也无从监督。

　　于是，在2010年5月5日，俞智渊又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公开：2004年5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间，上海市车牌(私车额度)拍卖所得拍卖款的每月收入数据，上海市政府作出的对拍卖款每一笔支出的批准文件，对拍卖款收支情况的所有审计报告。

　　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那么“幸运”。2010年6月17日，俞智渊收到了《告知书》。对于第一项信息，答复为“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建议向上海市财政局、发改委、交通局等咨询；对于第二项信息，认为是“国家秘密”，“属于不予公开的范围”；对于第三项信息，建议“向市审计局咨询”。

　　俞智渊随即提起了行政复议，2010年9月16日收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告知书》，于是他向上海二中院提起诉讼。在2010年11月23日的法庭上，两位政府应诉代表同样重复了《告知书》中的说法，只是在涉及第二项信息时，向法庭出示了盖着“机密”章的相关文件。

　　对此，俞智渊直言，对于这个解释或者回应确实没有办法对抗，因为涉及“机密”的内容，律师目前循法找不到突破点。所以，在12月29日的审理休庭后，斯伟江和俞智渊表示，对打赢诉讼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是期望法院能够依法裁判。

　　假指标、假培训、假就业

　　河南学子深陷“内部指标”骗局

　　□特约撰稿 张胜利 王瑞娟 张 东

　　河南百余学生在花费数万元买了高速公路收费站“内部指标”后，却莫名其妙地做了勤杂工。

　　2011年2月21日，经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该诈骗案李国旗、黄剑尉等8名被告人被惠济区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12年、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且均被判处罚金。

　　“内部指标”的诱惑

　　2008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的张明(化名)正为儿子工作的事发愁，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

　　广告称：招聘高速路政、高速执勤、高速公路服务勤务人员；岗前学习3个月，上岗实习3个月，月薪500元，实习合格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办理四险，月薪850—1800元。

　　张明半信半疑地带着孩子来到发招聘广告的河南通达高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高速)。通达高速的老板李国旗称能弄到省交通厅的“内部指标”。

　　见张明有些犹豫，李国旗又拿出“河南省某局招工表”，要求当地派出所出具政审表后进行体检等，并承诺签正式合同。看着政府机构的文件，张明才放心地交了5万元钱。

　　“当时我们都是以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当收费员为目的来的，但是孩子被分配到收费站旁的服务区餐厅上班，每天干12个小时，还强迫喂猪、种菜、拉粪等工作。前3个月每月仅支付100元的工资，且一直不签订正式合同，为了有个‘正果’，我们能忍就忍。还有的在办公室打闲工，但更多的则被打发回家等待分配。”张明如是说。

　　张明慢慢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受骗了。他立即和孩子联系与他一起参加培训的同学，结果发现同时上当的有一二百人，被骗现金也从3万到15万元不等。张明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2009年11月16日至2010年1月8日，被告人李国旗、黄剑尉、朱长军、王雪峰、岳绍俊、叶培然、俞明成、牛买生8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履历“显赫”的被告人

　　办理该案的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检察官彭亮发现，这8名被告人都不是一般人，履历堪称“显赫”。

　　李国旗是整个骗局的核心人物，现年41岁。大专文化的他头脑精明。

　　1993年，李国旗从郑州某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新密市宏达液化气厂、新密市法律服务所、郑州某律师事务所工作过，还在河南某杂志社做过总编室主任。

　　2006年9月，李国旗离开杂志社，与他人合资注册成立了河南通达高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据李国旗供述：“没多久，郭长贵到我公司负责招生。我给郭长贵招生简章，承诺对所招的学员由通达高速统一培训，统一安排到省高速公路公司一线成为工作人员，负责办理‘四险’。后来郭长贵招来70多人，都被送去培训。”

　　2007年5月，李国旗的公司申请加入了河南省交通物流协会，成为会员单位，李国旗本人也成为省交通物流协会常务理事。“协会秘书长给会员单位下文，成立了河南省交通物流协会培训中心。培训中心设在我公司，我是培训中心主任，培训中心的牌子也挂在我公司所在办公楼的门口。后来，王雪峰、黄剑尉、朱长军等人也陆续加入到公司来。”

　　这几个后加进来的也都不是普通的骗子。黄剑尉案发前任郑州信息传播学校招生办主任，朱长军案发前系河南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雪峰曾任河南省交通物流协会培训中心副主任……

　　这些人，大都具有一定的学历，并且加入通达高速前的职业也与招生就业或者通达高速公司所宣称的就业方向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些履历，对于一心想找个好工作的学子们来说，说服力无疑不会低。

　　值得一提的是，38岁的被告人喻明成则是河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案发前系河南通达高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律顾问，正是他给出的点子，骗了一大批学生。

　　据李国旗供述，他们这个团伙都是为了钱财，明知道通达高速公司安排的不是正式工作，故意虚假宣传。特别是朱长军，身为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非常清楚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招正式工根本不会通过通达高速，也不会通过郑州市劳务输出办理。

　　骗子最终受到严惩

　　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经审查查明：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李国旗伙同其他8人，借助通达公司、省物流协会培训中心、河南省某市劳务输出办的牌子，虚构有所谓“内部招工指标”、能够往省高速公路公司安排正式工作人员、享受正式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的事实，虚假承诺，夸大用工事实，诱骗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并收取高额培训费、教材费、安置费、好处费、介绍费等，诈骗钱财共计人民币66余万元。

　　2011年2月21日，经郑州市惠济区法院做出判决，李国旗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其他7人也均被判刑。

　　为什么众多高智商的大学生对“内部指标”深信不疑呢？郑州市检察院反贪局案件管理处副处长张予洛说，关键是他们设了“防火墙”。

　　第一步，背靠大树取得合法身份。他们利用政府背景，取得营业执照和职业培训资质。然后“考试”、“政审”又十分严格，给人以“正规”假象。

　　第二步，精心设局“金蝉脱壳”。他们收钱后承诺，3个月不上岗退全部费用，上岗后承诺作废。潜台词是，3个月你上岗后再出意外与我无关。

　　第三步，收钱后与学员签订员工岗前培训协议书，确定不公平条款。如省交通物流协会培训中心的岗前培训协议书，设定了许多轻松开除学员不退款的条款。　　该案主办检察官彭亮分析同类多起案件后发现，这些被骗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当孩子升学、找工作时，都希望有“能人”帮助实现愿望，往往丧失了警惕性。彭亮说，其实这些被骗的人只要打听、核实一下对方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了解一下国家公务员的正常录用程序，就可识破骗术。